消费从农田到餐桌：政府与企业的角色担当
对食品行业实行多头管理，责任不清，奖罚不明，甚至容忍愈演愈烈的部门利益纷争——这已经被证明是一项积重难返的弊政，必须加以改革
11月12日，当那位叫孙露源的少年记者在人民大会堂追问“我们怎样才能吃到放心食品”的时候，远在武汉的一批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在表达着同样严肃的思考——他们围绕“食品安全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主旨，毫不留情的阐明了政府和企业在其中的角色担当。
“食品安全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作为第24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主办单位农工党中央、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农工党湖北省委会及《 法人 》杂志的立意是显而易见的：“关注食品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农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服务部张庆伟副部长，农工党湖北省委员会杨少杰副主委、熊承良副主委，常委主任万晓红教授，湖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杨明亮局长，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李丹平博士，法制日报《法人》杂志总编辑肖黎明，以及一大批食品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论坛。
该论坛试图通过学者们的研究论述向世人证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丑闻并非无可救药，它需要迅速形成社会共识，需要一个尽职尽责的政府，更需要企业建立起公众与行业信任。正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焦红在本次活动中所表述的那样：“破解食品安全问题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全社会去跑一场持续的接力赛。政府的责任尤其重大，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责任重大。”
“制售有毒食品无异于谋杀。”自臭名昭著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如此激烈的言辞抨击已不仅仅是针对有毒食品对婴幼儿群体的损害，而是扩展到了整个食品行业：毒大米、瘦肉精、苏丹红、猪骨汤精、染色馒头、假绿色猪肉、地沟油，还有最近曝出的酒业塑化剂风波，等等，正是长期缺乏对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产业链的监管，才导致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食品安全危机。可以肯定，这些危害健康的恶行留下的后遗症，在未来岁月里将会继续成为这个饱受诟病的行业前行的重负，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还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消化。
滋生食品行业毒瘤的土壤尽管一时难以铲除，但这不应该是人们悲观的理由。三聚氰胺事件之后，《食品安全法》随之颁布并付诸实施，这部法律的仓促和粗糙尽人皆知——对于食品犯罪，规定除了没收、罚款和责令停产停业外，惩罚的上限甚至只到“吊销许可证”。但是这部法律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有多么详尽、完善，而在于政府开始认识到必须从立法入手最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从而不再单纯依赖运动式的治理手段。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强化依法监管食品行业的效用，多在《食品安全法》的基础上出台了更为严厉的规定。譬如11月30日，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在初次审议中被删减的“因食品犯罪被追刑责的经营者终身禁入食品行业”的规定，经过修改后被重新加入到二审中来。
通过立法加大对食品犯罪的惩罚力度，这无疑是积极的信号。但监管者和执法者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同样至关重要，他们不仅代表着各级地方政府是否负责任，也包含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是否能够坚守。对食品行业实行多头管理，责任不清，奖罚不明，甚至容忍愈演愈烈的部门利益纷争——这已经被证明是一项积重难返、为人不齿的弊政。如果对此不加以改革，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将不只是中国的食品行业分崩离析，肩负监管责任的政府也将为此背上损害国人健康的恶名。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食品安全之网单单依靠监管机构显然独木难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的积极参与都不可或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法制不全，监管缺失，成千上万的食品企业违规行为大行其道，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讲，违反规则就成了规则，他们制造有毒食品，大肆牟利，却不用为此承担任何风险。归根结底，中国的食品行业还没有培育出真正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的 现代 企业模式，这种企业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尊重消费者的诉求，永远都把股东的利益、员工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坚信，只在乎赚钱的企业不可能长盛不衰，消费者的权利保障才是生生不息的利润之源，对事关民族健康的食品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