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讲这话的人，是河南作家刘震云的姥娘。1942年，她40多岁，经历了大旱和蝗灾，而后饥荒在河南大地肆虐，她所在的村子死了几十口人。50年后，她以亲历者的身份向刘震云讲述了那段历史。
此前年过30的刘震云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虽然饿死300万~500万人的悲剧就发生在他的故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无知，1942年的河南饥荒，长期以来一直淹没在抗战史的洪流中，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
在刘震云1993年撰写《温故一九四二》之前，大陆与台湾已陆续有回忆1942年河南饥荒的重头文章面世。虽然文笔与见识均难称优秀，但《温故一九四二》的影响力显非其他文章所能比拟。导演冯小刚也是在看了该文后，起意将其拍成电影。
“我当导演以来，唯独对这样的剧本是念念不忘，一直以来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拍出来。”冯小刚说。在经历两次不成功的筹备之后，2010年，他正式开始行动。11月29日，电影《一九四二》在中国公映。
有天灾，但更重要的是人祸。1942，到底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1 没饭吃的灾民集体自杀
晚年的时候，白修德回首往事，河南大灾荒仍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片段。
1942年，白修德27岁。他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犹太人家庭，4年前来到中国。灾荒在河南蔓延时，他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目前已知的第一篇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即出自他的手笔。
“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两条主要通道逃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在1942年10月26日的《十万火急大逃亡》报道中，白修德这样写道。
每天四五千人搭乘火车出逃的事实，表明饥荒已经普遍蔓延。开设免费火车的政府，对此当然知情。白修德在报道中还提及，政府已经筹措了1000万元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和既往的报道一样，白修德对国民政府充满好感，他写道：“不管重庆的决策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
白修德所揣想的并非事实，重庆的救灾决策远远谈不上迅速。
这篇报道并非白修德实地考察的结果，他的信息源来自于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后者提供了来自河南郑州、洛阳的传教士信件。其中的内容触目惊心：
在一个月前的郑州，一处教堂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大些的孩子们被卖掉，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买下。
洛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农民开始宰杀牲口充饥，成捆的树叶也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顿饭，然后集体自杀。当传教士访问一个村庄时，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热衷于慈善的传教士们，已经感到左右为难。他们收容不了这么多的难民。只有在夜晚，他们才到路上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
社会的治安也明显变差了。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
2 饥荒不能只归罪于国民政府
刘震云的舅舅范克俭也感受到了灾民们的威胁。
范家是河南延津县的大户，刘震云的姥爷姥娘解放前就是在他家做长工。按照他的讲述，1942年大旱，大旱后起蚂蚱，饿死了很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在一个叫毋得安的带领下，拿着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他家的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前来吃白饭的有上千人。后来小楼起火，麻秆浸着油，包括毋得安在内很多人都烧死了，其他作鸟兽散。
旱灾加上蝗灾，使延津县兴起了逃荒热潮，刘震云的二姥娘和三姥娘，就都远走山西去了。按照他三姥娘儿子的说法，1942年一入春就没下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虽然有不足三成的麦收，但要交租子、税赋和军粮，“卖了田也不够纳粮”。
在整个河南旱灾中，国民政府严重渎职。刘震云也发现了这一点，但错误的是，他并不知道延津县1942年之前早已沦陷，在日伪统治之下。“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50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3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但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
刘震云接受了白修德等人晚年的观点，认为国民政府在救荒等问题上的渎职，导致民众倾向于任何反对国民政府的力量——包括日军。
延津县位于豫北，隶属于河南新乡市，其实整个新乡市在1938年即已沦陷。在1942年饥荒袭来时，河南黄河以北、黄泛区以东以及南部的信阳地区均已沦陷。1942年的饥荒，至少在延津县等沦陷区，不能推责任给国民政府。
笔者特地查阅了《新乡县志》，其中记载着1941年县南小河、大泉一带降雹，伤禾甚重，并打伤数十人。1942年春夏无雨，麦未收，秋未种，飞蝗蔽日，收成全无。1943年，旱、蝗成灾，秋禾除 棉花 、豆类外，皆遭蝗虫蚕食。
1942年旱灾，实际上跨越1941~1943年3个年头。彼时新乡处在日伪统治范围内。“(1938年)2月初，日军从安阳南犯，驻新乡县的国民党第一战区34军，闻风南逃，地方政府机关也纷纷撤离县城。”“(1942年)5月，全县蝗虫危害严重……是年，日军为强化新乡至天津水运，加剧对华经济掠夺，强迫数万民众，开挖引黄入卫工程。”“(1943年)3至4月间，范岭村田芳春带领村民4次打退日伪军强征粮款，并打死日伪军6人。”……就灾荒和日伪征粮而言，延津县应与新乡县类似。刘震云所谓日军1943年底到1944年初的救灾，并不能抵消此前的过高征粮及对民众生命的漠视。事实上，和沦陷区一样，国统区在1943年底饥荒也已减轻。
3 国统区、沦陷区饥荒一体
从目前的证据材料看，河南境内日伪统治区域，饥荒的情况未必比国统区更好。据原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郭景道回忆，他的家乡修武县牛庄村，1943年春，除了郭振义一户未曾离开外，有20余户迁至焦作、百间房、恩村、马作、墙北等村亲戚家住，另有50余户则携带家眷，逃荒到山西、江苏、安徽、陕西、云南和关东等地了。
郭景道认为，除了旱灾与蝗灾之外，“差捐频仍，到处抢粮”也是造成饥荒的主因，修武县是日伪统治区域，这里指的是日伪政府的差捐与抢粮。“因连年不收，群众生活困难，而城里的日伪修武县公署，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仍是差捐频仍，有增无减。他们进村撞开门后，不仅抢走你的粮食，牵去你的牲口，还拿去你的贵重东西和衣物。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务时，即把你捆绑起来，吊到梁上，用棍打，用鞭抽，再无口供，就用烧红的火柱往身上烙，直到你说出粮食、东西放的地方，把你的粮食、东西全部拿去为止。在这种苦难的岁月里，群众叫苦连天，认为地方团队比土匪还厉害。皇协军杨舟文团，当时驻在由当阳峪口至山门河口山上各碉堡内，士兵每天到山下农村游逛，见到谁家有一升半碗粮食，也要给你拿去。群众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
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虽然夹杂着水、雹、霜等灾害，但1942年河南以旱与蝗灾为主。国统区与日伪区概莫能外。
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河南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42年的秋天来到河南鄢陵视察难民的收容工作，他在黄河边上看到漫天黄风从远处刮来，风到近处，才发现原来是弹头般的蝗虫成群结队越过黄河。
五六厘米长的蝗虫像一片乌云遮天蔽日，飞向庄稼地，很快就会将秧苗啃食干净。行走在县城内，也会被这种害虫撞头磕脸。烧香拜神无效，捕杀也力有不逮，因为蝗虫实在太多了。
那一年的许昌，二麦春天刚刚抽苗，就接连不断刮起大黄风，从4月到9月，就没有落过能浸润土壤到一寸深的甘雨，麦苗长到一尺上下就枯黄了，秋天又飞来漫天蝗虫，沿黄泛区和平汉线的各县大都如此。
除去天灾，还有显著的人祸成分。美国《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在他的第一篇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中，曾归结饥荒的两个原因“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施雨。”将人祸单纯归之于日本人，自然有简化之嫌。但也很难否认日军入侵给救灾带来的困扰。
杨却俗1970年在台湾回忆说：“胜利后，听说那个时候沦陷区的豫东和豫北各县也有同样的大灾荒，在日寇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死去的想也不在少数。如果不是在不得已的抗战时期，政府会统筹兼顾，绝不会让人民受此浩劫的。”这话有为国民政府推卸责任之嫌，但它正确的部分是，抗战的确影响了救灾。
河南国统区位于抗战前线，蒋介石深恐日军越过黄河，粮食资敌。所以农民的粮食大多被征购用于军需，各家存粮有限。在河南驻防的国军有70多万人，几乎全靠在河南征购补养。而河南的铁路在抗战期间，也出于战争需要而大多被炸毁拆除，公路交通又极不发达，对灾后救济造成影响。
但这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在严重的饥荒面前，可以如此无所作为。
4 “征购比去年还逼得紧”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时，河南饥荒已经到了饿死人的严重阶段。但媒体对此普遍失语。又过了3个多月，《大公报》才刊发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
“今天小四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到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这些正活蹦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地离开了人间。”张高峰写道，“不是早就看到报纸上说，政府对河南今年从减征购吗？由500万石减至380万石，可是我们的几个勤务却整天要请假回家，说什么县政府向他家要人，因为粮缴不上的缘故。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这篇文章刊发于1943年2月1日。同日，中央社鲁山电称，“豫省三十一年度(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据悉，豫省去年度之征购实额原为500万市石，兹以灾荒严重，人民无力担负，经一再请求中央核减，结果由500万市石减为200万大包，其中30万大包留在本年麦收以后开征，上年征实征购总数为170万大包……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大公报》总编辑兼评论委员会主任王芸生次日撰写了该报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称中央社电中的“罄其所有”4字，实出诸血泪之笔。他将河南与陪都重庆做了对比：“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多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实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
这篇社论，和前一日张高峰的报道，导致《大公报》被停刊3日。蒋介石和他在重庆的幕僚，似乎相信钳舆论之口，可以让饥荒掩盖在歌舞升平之下。但《大公报》的遭遇，却激发了《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的兴趣，他决定和《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由重庆亲赴河南调查。
“当我们到达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他们会从每一个巷子里窜出来向我们尖叫，双手塞进衣服里取暖。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我们曾轻轻地戳戳其中的一两个，看是否还活着。这里的赈灾委员会几乎全都来自‘美中救济’的美国基金支持，尽力让一些妇女和儿童能在救济营中存活下去。第二天我们又一次看到赈灾委员会发放救济，只有6袋碎屑一般的麸糠。”白修德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他当天下午还听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个马姓妇女试图吃掉自己小女儿的肉，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为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吃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
5 “这次的灾难可以说是人为的”
在离开郑州之前，当地的官员招待了白修德一行。美国记者在中国，是个很受礼遇的职业，尤其是蒋介石关注的《时代》周刊记者。相较于饿死中的灾民，这顿宴请显得过于丰盛：两个汤，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蒸馍、米饭、霜糖饼、豆腐和鱼。
“在极大的错误估计下，粮食没有在秋天按预先的设想运来，供给这片灾难的土地。现在，除了美国救济署的金钱和能例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通过战火封锁下的内陆交通线，在不至于太迟的时候运来足够的粮食。”在那篇报道中，白修德没有过多指责国民政府，如果说有，这几乎是仅有的一段。
在反法西斯的战线上，中美站在了一起。美国媒体的导向，也必不可免受到影响，《时代》一直是蒋介石政府的“知己”。但在几十年之后，白修德撰写回忆录时，他不再如此客气。
“政府正在和日本作战，他们靠严酷的征税来维持战争。但自从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发行的纸币，他的军队便奉命以粮食和其他实物征税。(‘如果人民死了’，一位官员对我说，‘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政府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比土地的产量更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一空，又无法从丰产地区调来粮食，于是只好不顾农民活命的需要。”
“满眼都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到处都毫无秩序。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此举不是无知便是伪善，因为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秋收的税粮。而中央政府宣称免于征税的1943年收成，此时还看不见影子。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了2亿元法币，但运到灾区却只有8000万，都是百元一张的大钞。然而，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83元零钞，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的。”
白修德掩盖不住内心的愤怒说：“我真正的激愤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这是天降之灾，但光绪年间的1893年大旱要严重多了，却由于政府采取有效行动而避免了人民被饿死。而这次的灾难却可以说是人为的。”
很多亲历者，都会将1893年大旱与1942年大旱进行比较。原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郭景道说，他老家河南修武县牛庄村一位郭敬体老先生，1944年时80多岁，经常在饭场给他们讲两次灾荒的不同：“我一辈子经历了两个‘三年’，一次是光绪三年，再一次就是1943年荒年了。这两次‘三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光绪三年，社会秩序安定，家中有点粮食，还能吃到嘴里。1943年就不同了，山上有杂牌队、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皇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按照郭敬体的观点，1943年灾荒之惨人祸色彩之重，远超光绪年间灾荒。这大概是国统区和沦陷区共有的现象。
百年多来，人祸加诸天灾之上，使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饥荒一次比一次呈现出更为残暴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