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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从1978年就开始参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讨论，他反对绝对的独生子女政策，反对机械的“人口控制论”。
原题：“现在好的是，允许我们这些人说话”
——专访计生专家、人口学家梁中堂
经过他的努力争取，1985年，国家特批在山西省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
彼时，梁中堂试图在现行计划生育体制内寻求解决计划生育不合理的问题。他认为，即使需要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相对宽松的政策也可以达到目标。争取试点的目的，就是要给中央提供一个在全国推行它的样板。
翼城县试验的“自动失效”，更加坚定了他的认识——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远不是政府制订目标和指标可以限制的事情。
翼城试点没人公开反对
法治周末：翼城试点之后，您作为主导试点的专家经常回去吗？最近这些年还经常保持着关注吗？
梁中堂：总体上说，我一直关心着这个试点，这毕竟是与体制内政策差别比较大的一个地区。
上世纪90年代我去的少一些了，近些年去的次数又多了起来，有些时候是应一些媒体的邀请陪他们一起去。我跟那里的计生官员和老百姓也比较熟悉。
试点二十几年，进行的一直比较顺利，不曾出现过什么大的危机。那里的老百姓和基层官员都比较支持。
法治周末：当时为什么把试点的地点选在了翼城县？
梁中堂：这个试点是从1985年开始做的，而我从1978年已经开始做计划生育工作，是山西省的计生顾问。但其实我很少过问省里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试点应该是面向全国的，应该是能全国适用的，放在哪里都一样，所以试点地区的选择，不能仅仅满足于适合作一个试点，而需要有普遍代表性。
比如，城市郊区条件好，但是我们没有选那些地方。
选址主要考虑了三点：计生工作的难点在农村，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农业县；另外，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为了方便工作，希望试点是个能通火车的地方；还有，县里的干部要对试点有积极性。翼城县符合上述三点。
法治周末：当年的计生干部用“大胆出位”来评价您，当时您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和您有共同认识的人是不是非常少？
梁中堂：就我个人而言，试点时是比较平静的，没有那么激动。这主要是因为在1979年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针对当时推出的“一胎化”政策，我在发言中已经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有了高层领导的支持，心可以安定很多。
但即使有了他们的支持，这个想法在全国也走不动，不过可以试点。
1982年开始做了调查。那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12亿。用这个目标做框子，我们通过计算，觉得在城市和农村允许二胎加上一定比例的一胎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当时没有人公开反对我，但是很多人回避与我讨论、交锋。
